癌症病人為何相信替代療法？

醫療人類學奠基者之一的凱博文（Arthur Kleinman）曾指出，當人們身心陷入疾病狀態，迫切想要恢復健康時，往往會在三個領域之間來回遊走。

第一個是大眾領域。這是由家人、朋友、熟人等日常生活會遇到的人所構成的領域。凱博文說，這個領域在治療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包含「這是什麼病」以及「接下來該怎麼做」這類治療上的選擇，都是以這裡為起點，而且下個步驟如何抉擇也是在大眾領域中決定。第二，專業領域。這是由政府等權威組織授予資格的專家所構成的領域，擁有最大的權威。有資格實施健保給付診療的醫療人員，大多屬於這個領域。最後的第三個是民俗領域。例如服用草藥、整骨之類的醫療行為，雖然不具備權威，但擁有自己獨特的理論，所有醫療實踐都是在這套理論之下展開。

凱博文將這三個領域統稱為「健康照護系統」。他更進一步指出，如果不去思考在健康照護系統裡，大眾領域和民俗領域如何與專業領域互動，各自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就不可能理解病患的種種行為。

凱博文在七○年代提出的這個架構，若直接套用在現代醫療似乎顯得有點過時。但每次癌症替代療法在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時，我就會想到這套系統。對癌症病患來說，民俗領域到底提供了什麼？專業領域又少給了什麼？這是我一直感到好奇的事情。

針對這個問題，人類學者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提出了一個重要見解。她指出，人並非無法做到機率論式的思考。相反地，任何民族都會採取機率論式的行動。例如「飛鳥出現這種舉動就會下雨」、「山上出現那種雲就會放晴」等等，雖然沒使用數字，但這也是一種基於經驗的機率論。如今我們已經沒辦法靠飛鳥的舉動來判斷天氣，但卻能根據「降雨機率百分之三十」之類的天氣預報，不太費力地做出相當準確的選擇。

在這樣的前提下，道格拉斯問：我們什麼時候會放棄這種基於機率的判斷？她的結論是「無法靠經驗做出判斷」的時候。例如「降雨機率百分之三十」，我們大致能預判下雨的可能性有多高，而且也想像得到真的下雨會是什麼樣的情況。但如果有人說「假如不吃這個藥，發生腦梗塞的機率會是一般人的五倍」，這實在很難切身體會。更何況，如果說的是「如果不吃藥，發生腦梗塞的機率會從原本一千人之中有十人上升到一千人之中有五十人」，我們甚至無法判斷那到底算是多還是少。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經驗。此時如果又被告知「腦梗塞風險會下降，但會比較容易出血，腦出血風險會增加百分之△」，那就更加混亂了。

道格拉斯指出，當遇到這種狀況，我們會將判斷基準從「依循經驗的機率論」，切換成「我比較相信誰」，然後希望由那個人替自己做決定。

我覺得癌症替代療法也需要從這個角度來檢視。癌症病患會選擇替代醫療，應該是因為在前面的某個階段中，他已經喪失了對專業領域的信賴，因此只有民俗領域的治療者能夠帶給他信任與希望。所以我認為，替代醫療的討論重點並不是「證據」的有無，而是「希望與信任」的層次。

替代療法有一套很明確的理論。用你的話來說就是「粗糙、經過偽裝的『強烈的宿命論』」。例如「你會得癌症，是基於這個原因，所以只要這麼做，就可以痊癒」，像這樣的論述，通常禁不起任何考驗，在「非當事人及其家屬」的局外人眼中只是一些可笑的胡言亂語。

可是癌症病患往往必須忍受著副作用，持續接受所謂的「正確治療方式」。如果病情沒有如願獲得改善，還被一大堆的「可能」包圍，恐怕已經精疲力竭到連站都站不穩，更遑論往前邁步。在這樣的病患眼中，「強烈的宿命論」或許就像是一條救命繩。此時對他們而言，替代療法可能比標準治療方式更加值得信賴。走到這一步，我不認為他們是不理性的。

（以上摘自《突然之間：圍繞偶然與命運的10場對話》，宮野真生子、磯野真穗合著，李彥樺譯，新經典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