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曾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家醫科醫師 Gary Bloch 線上交流。他長期關注健康不平等與基層醫療，也實際參與加拿大社會處方的推動。這場討論值得思考的，不只是加拿大做了哪些方案，而是社會處方要回應什麼樣的健康問題。這些年來，社會處方被用來描述非藥物治療與社區之間的關係。園藝、藝術、運動或志工服務，常被舉為例子。當個人的困擾不全來自疾病，而是與孤立、失落、生活壓力或缺乏支持有關時，醫療外的社區資源，或許能提供另一種支持。
然而，社會處方也常被理解為「把人轉介去參加活動」。一旦它變成活動清單，容易被流程化為：辨識需求、開立轉介、參加活動、記錄成果。流程或許能提高效率，卻未必能觸及個人健康困境背後更深的生活脈絡。他與學者 Kate Mulligan 的文章 “Social Prescribing beyond Social Prescriptions: Moving Social Prescribing from Commodification to Co-Creation”，正是對此提出提醒。文章指出，社會處方若過度聚焦於被轉介的活動或服務，容易被窄化成可購買、可配置、可量化的產品；但它更重要的意義，應是一個關係性、地方本位、共同創造的過程。重點不只是處方上的活動，而是這個過程是否讓人重新與自己、他人和社區產生連結。
社會處方不只是活動，更是重新連結自己、他人與社區。（圖片來源：magnificent）
他分享的加拿大經驗，也呼應這樣的觀點。他們並非先設計一套共用模式讓所有人使用，而是以弱勢社區與較邊緣的人作為規劃起點。這樣的選擇很重要，因為一項看似開放的制度，若沒有特別考量誰最難接近資源，最先使用服務的，往往可能是原本就比較有資訊、交通能力、時間與社會資本的人。社會處方本身並不自動帶來公平；它是否能促進公平，取決於一開始如何設計。
從加拿大經驗來看，社會處方可以被理解為一條「個人—社區—社會」的連結路徑。在個人層次上，它回應的不只是疾病診斷，而是影響健康的社會因素與日常困境，讓人重新感覺自己被看見、被聽見，並有機會重新參與生活。他談到，團隊曾進入低收入長者聚居的住宅，透過聚會與餐食，讓原本孤立的人一起吃飯、聊天、彼此認識。表面上看，這是一場共餐；但真正創造的，是一個讓人重新出現在彼此面前的場合。在社區層次上，社會處方不只是把個人送進既有活動，而是透過人的需求，看見社區內部能被重新連結的關係與資產。他認為，每個社區都有資源，而社區最重要的資源就是「人」。這提醒我們：弱勢社區不只是缺乏服務的地方，也可能保存著尚未被看見的人際網絡、信任與互助能力。
不過，這樣的想像也不能過於浪漫。人固然可能是資產，也可能正是最需要被支持的；有活動，並不代表人會自然出現。實務上，不參與可能來自交通不便、身體狀況受限、照顧責任纏身、資訊沒有到達，或是不想被貼上「孤獨」「弱勢」「需要幫助」的標籤。因此，社會處方除了看見社區已有的活動與資源，也需要理解誰不容易進來、為什麼進不來，以及如何讓場域更可近、更安全。
這也意味著，社會處方的落地，除了仰賴社區本身的力量，也需要穩定資源支持在地組織，讓低門檻參與得以維持，並讓第一線看見的需求有機會回饋到制度設計。換言之，社會處方不只是把個人重新帶回社區，也應讓個人困境與社區實作中反覆出現的問題，成為制度學習與調整的依據。加拿大經驗未必能被直接複製，但它提供了另一種思考方向：或許社會處方真正重要的，不是把人送到某個活動，而是讓人重新連回關係、社區與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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