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聽了一場關於綠色處方與社會不平等的演講,講者討論以自然環境為介入媒介,是否能改善健康不平等。這讓我再次回到一個反覆思考的問題:社會處方究竟是減緩不平等的工具,還是有可能在不經意間複製、甚至擴大既有的不平等?
社會處方不只把健康理解為疾病的有無,而是把人的孤獨、壓力、經濟狀況、居住環境、社會連結與生活意義,都納入健康照顧的範圍。英國社會處方中的連結者 (link worker),扮演陪伴與轉介角色,協助民眾找到社區中的活動、團體與支持服務。近期一項以英國全國資料分析連結者擴編成效的研究指出,連結者增加與數項正向結果有關,包括慢性病患者較有信心管理自身狀況、心理健康需求較被理解,以及對基層醫療經驗較佳等。這些結果提醒我們,社會處方並非只是理想口號,它確實能改善人們與健康照護系統、社區資源之間的關係。
然而,進一步提問的是:這些改善是否真的發生在最需要的人身上?此篇研究提醒,未來必須檢視社會處方是否具財務永續性,並確認它不會擴大既有健康不平等。研究也指出,過去分析發現,需求最高的地區反而有較少的連結者配置,呈現「反向照顧法則」傾向,也就是愈需要照顧的群體,愈得不到足夠照顧。這正是社會處方最值得警覺的矛盾:它以「連結資源」為核心,但資源本身並非平均分布。
英國權威學者 Michael Marmot 長期關注健康不平等與健康之社會決定因素。他們團隊出版的報告指出,健康並不只是醫療服務的結果,而是深受人們出生、成長、生活、工作與老化條件影響;而這些條件又與權力、金錢與資源的不均分配密切相關。報告也指出,英國自二〇一〇年後,健康不平等擴大,尤其在較貧困社區更為明顯。換言之,若社會處方只關注個人是否被轉介、是否參與活動,卻沒有處理背後的社會決定因素,就很容易把結構問題變成個人責任。
社會處方看似開放,但實際上需要許多隱形能力:知道哪裡有服務、看得懂轉介資訊、能安排時間、負擔交通、跨出家門,也能和陌生團體互動。這些能力本身就與教育、收入、居住地、健康狀態與社會資本有關。因此,若缺乏主動外展與資源重分配,社會處方可能先被那些原本就比較有資源的群體使用;而最需要但缺乏資源的群體,依舊被排除在外。
這些討論對國內發展社會處方具有啟發。英國經驗值得參考,但不能只看制度形式,也需要回到臺灣的條件與在地脈絡思考。尤其在城鄉資源落差、超高齡社會與偏鄉交通等現實下,社會處方若要真正發揮作用,需要把「資源是否足夠、民眾是否可近用」納入制度設計。否則,即使建立了轉介制度,非都會或偏鄉地區仍可能面臨「沒資源能連結」的困境;連結者手上的地圖再完整,也可能指向一片荒蕪。
因此,社會處方的價值,或許不只在於個人是否被成功連結,也在於它能否幫助我們看見社區資源的不足,並思考如何讓資源更貼近高需求地區。連結者不只是導航員,也可能成為制度中的觀察者,協助回饋第一線看見的需求與缺口。對臺灣而言,正因為社會處方仍在發展階段,更有機會把公平性納入制度設計:連結資源之前,先看見哪些地方需要更多支持;談參與前,也理解不同民眾參與條件的差異。社會處方才不只把人帶向既有資源,而是提醒我們持續思考:什麼樣的社區,能支持人的身心健康與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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