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一場頒獎台上引發的政治風波，徹底改變了金馬獎。自隔年開始，金馬獎遭到了中國電影的抵制，也連同影響了許多香港商業製作的報名意願。以今年為例，中國電影僅剩一部紀錄片與一部動畫短片入圍，台灣電影佔據了大多數入圍席次，最後也包辦了18個獎項。許多人懷疑這是不是代表金馬獎的影響力大不如前。
但在2020年，卻又有另外一個現象同時發生。由於COVID-19（又稱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的肆虐，好萊塢商業大片紛紛取消上映計畫，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下半年接力上映的金馬獎佳片一躍成為市場主力。
在沒有疫情的平行時空，國片肯定是被擺放次要位置，不可能與美國大片爭取到更多放映空間。在沒有被中共抵制的平行時空，國片可以入圍金馬獎的席次勢必會遭到一定程度的壓縮。但在2020年，兩種極端條件同時發生，致使國片成為大家的首要選擇，也是目光焦點，金馬獎的頒獎典禮甚至創下近三年的收視率新高。
雖然總是會有人想潑冷水，認為在疫情過後，還是會被打回原形。但未來的事情我們無從得知，至少在當下，台灣電影得到了相當好的舞台展示自己，讓許多原先不願接觸國片的觀眾得以踏出第一步。相信許多人很快就會發現，台灣電影產業雖然並不健全，但許多作品的製作規格與品質，都有一定水準。議題與類型的多元性，也能滿足不同需求的觀眾。
獲得本屆金馬獎最佳攝影、最佳原創歌曲獎，由瞿友寧監製、柳廣輝執導的《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帶領觀眾回到解嚴之後的高中校園。兩個男高中生形同莫逆，但走得越近，卻也開始感覺彼此的眼神與心跳都有些不太尋常，那種以前被認為只能對異性才能有的「電流」，他們卻在彼此的身上找到了。這類同志議題電影在過去的台灣社會屬於禁忌⋯⋯等等，真的是禁忌嗎？
（圖片來源／臉書專頁《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在1963年掀起票房熱潮的邵氏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其實本來就是帶有同志情愫的商業大作，除了故事本身的隱喻，兩位主角樂蒂與凌波也皆是女性。可見這類帶有同性戀指涉的作品，在華人社會本來就未必是禁忌，只是深埋在表層底下而已。《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大賣，看來是有其文化脈絡可循。該片上映之後，讓兩位男主角陳昊森與曾敬驊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而一個成熟的電影產業最需要的，就是明星。
獲得金馬獎最佳男配角與美術設計獎，由黃信堯執導的《同學麥娜絲》則聚焦四位（加上作為旁白的導演本人是五位）五、六年級生、台灣中年男性，他們生活各有各的愁苦，但卻不知該如何清楚表達自己的心情，唯有在泡沫紅茶店閒聊打屁，仿佛才能抒發男性過剩的荷爾蒙。
導演延續前作《大佛普拉斯》（2017）的黑色幽默，看盡草根的情趣與哀愁，目的是為了讓觀眾發笑，也要讓觀眾落淚，四個人物的四條故事線都各有可觀之處，其中過去常常被視為綜藝咖的納豆，轉型飾演悲情小人物，一場沿街落淚的戲，成功打動評審，獲得了首座金馬獎殊榮。
金馬獎最佳新導演黃信堯的新作《同學麥娜絲》靈感來自他2005年拍攝高中好友的紀錄片《唬爛三小》（圖片來源／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在這一批作品之中，在選材上最具挑戰性的或許是《無聲》，這部作品在今年金馬獎也一舉榮獲最佳新演員與音效獎的成績。故事取材自2009-2011年的台南特教學校性侵事件，當時全校傳出數十起學生與學生之間的性侵案，而且有些同時身兼加害人與被害人。台灣這片土地有著太多的故事，無論正面與負面皆然，不去面對傷疤，遑論往前邁進？
事件發生之後，媒體喧騰一時，便無消無息，據說許多負有責任的老師都得以脫身。《無聲》透過戲劇化的呈現，多少成功地喚起了國人對整起事件的關注，不過撇開議題，在製作的品質上，無論是剪輯、配樂、美術設計等等層面，整體呈現都不輸給韓國商業製作。近年韓國出現許多貼近土地的史實改編作品，描述光州事件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A Taxi Driver》（2017）就是一例，台灣還在迎頭趕上。
（圖片來源／臉書專頁《無聲》）
其它正在院線奮戰中的國片還包括榮獲最佳劇情片等四項大獎的喜劇片《消失的情人節》、莫子儀獲封影帝殊榮的家庭催淚戱《親愛的房客》、資深演員陳淑芳奪下最佳女主角的女性電影《孤味》等。從來不願鼓勵大家盲目支持國片，好片才需要支持與扶助，而上述點名的作品，確實都有可觀之處，展現了台灣電影不容忽視的爆發力。套一句《同學麥娜絲》劇中的名言，我相信「明天會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