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二○到二○二一年疫情期間，菅義偉內閣為了防疫，連續在關東和關西地區發布了幾次「緊急事態宣言」。衝擊最大的莫過於餐飲業和路邊零售店，像是政府要求業者晚上八點必須熄燈，販賣酒精的店家強制停業等。雖然日本政府對於這些受到影響的餐飲業，提供每月十到二十萬日圓不等的補助，但是當消費者不再「習慣」進店用餐的時候，餐飲業不得不重新調整戰略，甚至連米其林三星級的牛排館，都可以接受 UberEats 到店取貨。
那些下班後沒餐廳可以吃飯的上班族，成了「夕食難民」。這時，唐揚炸雞這種好吃又方便外帶的餐點，就成了上班族的最愛。短時間內，唐揚炸雞成了日本最潮的餐點。
開一家唐揚炸雞店，所需店面空間不大，成本回收速度快，只要選對地點，一間十坪不到的店面，每月業績達到五百萬日圓並不是一件難事。比起串燒烤鳥，唐揚炸雞的調理難度不高，只要把握好油溫及油炸時間，即便是素人也能很快上手。日本串燒界就有句順口溜「串肉學三年，燒烤一輩子」，可見唐揚炸雞在調理上比較不需功夫。
在新冠疫情波及下，雲雀、和民等大型餐飲集團雖然去年總營收出現下滑，但外帶的唐揚炸雞卻逆勢成長。雲雀集團因此宣布在四月底讓「愛唐揚」炸雞店中店，進駐日本全國一千三百家 Gasuto 家庭餐廳。集團董事長暨社長谷真說：「過去到 Gasuto 餐廳用餐的女性比例高於男性，但是增設了愛唐揚的店中店之後，男性顧客的人數明顯增加。」而且在既有的家庭餐廳開設店中店，不但可以解決營業時間被迫縮短、業績縮水的問題，也不必另外添購其他設備，算是一舉兩得。
只是，一旦疫情慢慢受到控制，日本政府對於餐飲業防疫的規範勢必逐漸鬆綁，人們重新回到過去夜晚的生活型態後，唐揚炸雞是否還能保持現有的優勢，或者上演珍珠奶茶的倒店潮，仍是未知數。
有一種零售業，在疫情中業績反而逆勢成長，那就是專門提供物美價廉、品項多樣商品的「百元商店」。「百元商店」從一九八○年代興起之後，一直是日本民眾的好朋友，尤其一九九○年代後期，包括大創在內的大型百元連鎖商店林立，也不斷擴大它們的影響力。根據帝國數據銀行最新公布的資料，日本前五大的百元連鎖店，二○二○年度保持連續十一年營收黑字，總營收近九千億日圓，光是日本國內門市就超過八千家。
提到百元商店，就不能不提龍頭老大「大創產業」，這家創立於日本廣島的百元連鎖店，其門市數及市占率，占了日本百元店四成以上。大創產業的創辦人也是現任會長矢野博丈，一九七二年在廣島創立了「矢野商店」。雖說是商店，實際上就是把從大阪批發來的日用品，放在一輛兩噸半的卡車上，四處擺攤的流動攤販而已。
這不是矢野博丈第一次創業，之前他曾開過養殖場，因為經驗不足，魚池裡的魚全都死光了。於是矢野博丈帶著一家人來到東京做粗工賺取生活費，但喜歡做生意的他，還是想要開店。
有一天，當他準備把車上的貨物卸下來擺攤時，在一旁等著買東西的客人已經迫不及待地挑起貨來。「老闆，這個賣多少錢啊？」那時矢野博丈一邊要整理商品，一邊又要做生意，常常忙不過來。
那些等得不耐煩的客人會說：「老闆，這個乾脆算一百元可以吧？」
矢野博丈隨口回答：「好喔！」
後來，矢野博丈發現每件商品售價一百日圓，不但方便整理帳本，進貨也有一套標準，可說一舉兩得。從此「矢野商店」的所有商品都只要一百日圓的消息就這麼不脛而走。
日本早在一九六○年代就有百元商店出現，不過當時日本人認為「便宜沒好貨」，總覺得一百日圓的商品一定是哪裡有問題。矢野博丈為了改變這樣的形象，把每樣商品的進貨成本調高到七十到八十日圓，由於品質穩定，透過用戶口耳相傳，獲得了不少消費者的支持。
矢野博丈在一九九五年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經透露，別家百元商店一次下單頂多三千個單 位，大創一個單位至少要下二十萬到三十萬個，甚至更多。不僅如此，大創當時都是採用現金買賣，所以比其他的百元商店更有競爭力。此外，大創的商品幾乎都在日本企劃，交由臺灣、中國以及東南亞的工廠製作，可以有效地控制成本。
不過，隨著日圓貶值，中國和東南亞的人力成本增加，百元商店的利潤越來越薄，於是開始出現「THREEPPY 」、「CouCou」、「Plus Heart」這些訂價在三百日圓至一千日圓之間的生活用品。這樣的做法對於「百元均一」的策略是兩刃劍，許多喜歡百元均一的客人，發現店裡出現兩百日圓、五百日圓甚至一千日圓的標籤後，購買意願因而降低。(本文節錄自《當我們一起活到100歲》，福澤喬著)
（圖片提供／平安文化）
《當我們一起活到100歲》
作者：福澤喬
出版：平安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