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生活在一起的人，才最能分辨出一個老人在生活中出現的「忘記」，是屬於正常老化的現象，還是初期失智。
我家老先生就是在我的持續觀察下，認為他有可能失智了。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我是這麼描述的：
他經常忘記最近的事情，那天我去拍X光，回家還跟他細說原由，第二天一早他卻提醒我要去看醫生。不久前買的水果還沒吃完，他又買了類似的。有學生要來，我來不及趕回去，打電話問他是否在家，請他幫忙開門，他說好，卻立刻忘記，出門去做運動了。答應寫稿卻不動筆，催了多次、拖了很久才完成，甚至有一篇是他口述，我打字，幫著完成的。他口頭上都答應，但似乎轉身就忘了。他還答應要去參加一場八月的朗讀會，對方一直催促他給出要朗讀的文章，後來是我幫他挑了一些，給他看過，才交了出去。過去愛做的事──比如做自己愛吃的菜──現在都不愛了。他還是不停地讀書，但這本還沒讀完就換另一本，讀進去多少無法確定。跟朋友約好的聚餐，十次有九次都忘了，青田七六的導覽也常忘了去，後來變成我幫他查清楚日期，叮嚀他當天要去。沒提醒他吃藥他就忘記吃，天天要量的血糖也經常忘記量，說過的事一再重複。
從起疑到確診
在跟孩子們討論，也跟他誠實地說出我的考量與擔憂後，我們去他熟悉的醫院找神經內科醫師看診，經過電腦斷層、腦波檢查與心理師面談後，在八月三日門診確定他罹患了初期阿茲海默症。
心理師說他在知識性的問題上分數非常高，但生活上的問題就很混亂，昨晚吃了什麼？早餐吃了什麼？大部分都很混亂。神經內科的醫生給他開了藥──減緩退化的愛憶欣與一顆安眠藥。
我的心情並沒有像自己預估的那樣混亂，反而有種「定」的感覺。之前常因為他言行不一，或必須去收拾他忘東忘西的後果而怪罪他。現在謎底揭曉了，立刻湧生同理心：「啊，原來他病了。」
可參考的書籍好多，可以求援的機構也不少，在眾多資訊中，我告訴自己一定要穩住，先照顧好自己，才能長期面對這不可逆的失智。
確診之後沒幾天，衛生所就來電詢問我是否有需要幫忙的地方。原來失智已經是醫院會主動通報、政府也會積極關注的超高齡社會現象了。
醫師跟心理師提供了一些支持。醫師說藥物只能延緩他的失智，但是最好在持續服藥的同時，讓他在不必承受太大壓力下，仍然做些他擅長與愛做的事。
故友的悲傷消息
我們的朋友馬伯良（Brian McKnight）是許多年前馬先生在史丹佛中心教中文時的老學生，多年來跟他們夫婦一直保持往來。馬伯良只要一有機會就會來台灣，也一定會在參加完他歷史專業的會議後多留一些日子，看望老友與爬山。他在澳洲坎培拉大學客座三個月時邀我們去玩，我們真的去了，跟著他賞鳥，跟著馬太太瓊安騎單車到處逛。他們搬到亞利桑納州土桑市後，我們還一起去大峽谷玩。前幾年瓊安告訴我們，馬伯良失智了。而在我家馬先生確診後不久，瓊安發來一則訊息，說疫情期間非常想念我們，同時告訴我，她終於無法再繼續照顧馬伯良，把他送到機構去了。
我們約好時間通電話，好久不見的兩人說了將近一小時話。我詳細詢問她照顧失智先生的種種。她的一段話讓我很感動，馬伯良頭腦還清楚的時候曾告訴她：「我不想影響妳的正常生活，我知道妳會捨不得送我去機構，但是當妳無法照顧我、當我已經不認得妳時，請把我送走。」
一邊跟她說話，一邊回想起跟他們夫婦相處的種種往事。瓊安是瑞典後裔，是繪本畫家與作者，在他們土桑市的家中，我看過她描繪當年她祖父從瑞典移民來美國的故事的手稿，非常動人。
幾個月後再接到她的電話時，她告訴我馬伯良過世了。原來當人的記憶逐漸失去後，會忘記如何吃飯、如何走路。他忘記他已經不會走路，卻還想從輪椅上站起來，因而摔倒受傷去世。
我怕變笨、也怕沒有尊嚴
我正式把爸爸確診失智的消息告訴兩個兒子，跟他們討論後決定不隱瞞他。
告訴他時，我問他：「你聽了這個消息，最害怕什麼？」
他想了一下說：「我怕我會變笨，也會怕變得沒有尊嚴。」
我馬上告訴他：「你不會變笨，只會變得記性比較差。」然後我在仔細思考後給了他這個承諾：「只要我還活著，就不會讓你沒有尊嚴。」
我還問：「你會想瞞著你的朋友嗎？」
他再想了一下之後說：「恐怕也瞞不住吧。」
果然他一點都沒有變笨，所有的天性都依然在。有一天他起床較早，我起床時他已經在客廳看報，看見我走出房間，他沒有像過去那樣跟我說早安，反而歪著頭問我：「妳是誰？」
哼，真是個調皮老頑童！
十月十一日的日記上，我這麼記著：
早上告訴馬先生我昨晚沒睡好，他說：「妳不會是有心事吧？妳會有什麼心事呢？」過了一會兒他說：「噢，妳的心事就是我了。」
嗯，還算有覺察力。
十一月十六日早上，他感觸很多，跟我說：「我們算是很幸福的人，要一直好好地享受每一個當下。」接著又說要活到一百歲，又怕我會比他先死，然後他就成了孤老頭。
老夫老妻一場，最後真的不知道誰會先離世。
（本文摘自摘自陶曉清《興沖沖地活》，新經典文化出版）
《興沖沖地活》
作者：陶曉清
出版社：新經典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