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尼是一位神經外科醫師,同時也是一位照顧者。工作繁忙的她每週一定抽空親自照顧失智的母親一到兩天,其他日子大多由一位日間照顧的看護負責照顧(每天8小時),還有其中一天由親戚接手幫忙,這樣的分工模式已持續超過兩年。
但即便在有幫手的情況下,格尼醫師仍為母親的長照問題感到憂心:「我最怕的就是看護要去度假的日子,如何找到適合的人替手,時常讓人焦頭爛額。」
母親在老家住了20多年,當失智症開始侵襲時,家人們認為居家環境的熟悉感可延緩大腦退化,於是居家照護成了他們認為最好的選擇。不過,瑞士一年的法定休假日長達五週,看護休假時由誰來替手這五週?是一個極度燒腦的問題。
格尼醫師曾嘗試自己休假照顧母親,一週內她必須天天通勤兩地,更像是另外一種上班。她的妹妹育有三個孩子,平時照顧自己的家人已經分身乏術,也很難出手相助。
雖然作為醫師,但她也是在母親失智後才開始學習老人醫學,研讀長照與失智相關訊息。她與筆者分享到,「照顧父母的極限」已成為瑞士長照系統中的學術研究項目之一。
由於瑞士人普遍重視家庭觀念,目前約一半的長期照顧人口是採取在家照顧的居家模式,由家人親自照顧。而其中的甘苦,現在有了學術性的描述。
研究人員發現,過勞的照顧者也可能對失能失智的長輩照顧不善,甚至施暴,這種在現今被稱為「長照悲歌」的結果,來自照顧者的長年過勞,缺乏內部或外部的支持系統,好讓家庭照顧者獲得暫時的喘息,重新整理情緒、補充體力。
當壓力無處宣洩,「小時候你也曾經對我打罵」這類的負面家庭經驗更容易在心力交瘁的時刻湧上心頭,進而衍生出其他家庭與社會問題。
一人擔負起照顧母親責任的格尼醫生,不管以哪個國家的標準來說都十分孝順;但年過五十之後,她也發現自己體能與精神的極限。照顧失智的母親時,難免在言語間流露出不耐煩,又在事後覺得自己不該如此。但夾在叛逆期的孩子和失智的母親之間的她,決定做出改變,不再那麼「孝順」。
入秋的一個月以來,格尼醫生帶母親參觀幾個離家較近的安養中心,慢慢灌輸她可能要搬家的事。
同樣身為醫護系統中的一顆螺絲釘,她說:「瑞士的醫護照顧講究尊嚴與人性,我相信專業人員對老人家的關懷與親切,應該勝過我這個快要失控的家人。」她自嘲也有信心地說。
瑞士有些規模較大的安養機構也提供飯店式長照服務,可以送長輩進去小住幾天,享受機構內安排的課程與活動,以及醫療與住宿服務。有這樣的實際支持,才讓真正的「在地安老」有實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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