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臺北市城中區的重慶南路，在清朝時期，北段稱為府前街，南段稱為文武街；日治時代，這北段與南段改稱為本町通，意思是「最繁華的街道」，當時有銀行、書店、文房四寶、茶莊，一派優雅文氣。而附近的衡陽路稱為榮町通，是集吃喝玩樂於一處的天堂，林立著銀樓、布莊、服飾、南北百貨與餐廳。
重慶南路和衡陽路兩處合併稱為「臺北銀座」，是上流社會人士出入的地方，白天車水馬龍，夜晚燈紅酒綠。
日治時期的1911年，臺北連續兩年經歷颱風、水災，據說當時有三千多間街屋倒塌，總督府因此聘請建築師野村一郎規畫，改造臺北銀座市區，於次年開始整建成紅磚巴洛克的連棟風格，本町通道路寬9.3公尺，並設計寬3.3公尺的騎樓，以利人車分流。
日本人依所擬定的臺北都市計畫，於1914年完成城牆拆除，並重新規畫道路，於是從各地搭火車來到臺北的人，一定會走經重慶南路。1915年，總督府為出版中小學教科書而成立的「臺灣書籍株式會社」，在重慶南路上的門市大樓開張，為「市區改正」的指標案例之一。
同年，日治時期最大的書店「新高堂」落成，是一棟位於重慶南路、衡陽路口三層樓高的仿巴洛克式紅磚建築，從一家兼賣文具的小書店，搖身變成明信片上的臺北地標。它是戰前臺北的書店龍頭，配合總督府的圖書思想審查，獨攬了日本內地圖書、雜誌、地圖的經銷權，更壟斷了公小學校的教科書販售，1920年代更大量引進世界各國的書籍。
新高堂書店（臺灣圖書館提供）
日治時期書店最早是集中在新起町(今漢中街、長沙街一段附近)一帶，根據《殖民地時代的舊書店》一書描述，當時新起町就有九家書店，如東陽堂、鹿子島、岐阜屋、日臺堂等，此外，臺北銀座的榮町一帶則有文明堂、杉田書店等，加上後期大型書店興起於本町通，在總督府周邊締造了濃厚的書香氣息。
漸漸使民眾養成閱讀習慣，也創造了書街的人流。自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在同年十月派員接收臺灣之後，重慶南路的書店開始由國民政府官方或上海人接手，並由賣日文書改為賣中文書。
當時「臺灣書籍株式會社」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接收後，改組成「臺灣書店」。「新高堂」則由當時的臺北市長游彌堅結合臺灣和中國人士成立「東方出版社」接手。另有一家日治時代的「太陽號書店」(重慶南路一段37號)，則由「商務印書館」所取代，這家上海來的分店進駐後，很多上海人紛紛接續投資、經營書店，造就了上海幫掌控臺灣文化出版事業的勢力。
東陽堂書店（國家圖書館提供）
上海本來就是國際商埠，養成當地商人靈敏的嗅覺、獨到的眼光、快狠準的手腳，加上具有足夠財力，他們來臺後，很快搶先在緊鄰政治大道旁的街道上購置房產，尤其是最靠近總督府與臺灣銀行的T字兩條街：重慶南路與衡陽路一帶。看準重慶南路上的往來人潮和書報攤商機，他們在此開出一家家書店，成為書街的先鋒；而與重慶南路垂直的衡陽路，更因上海人進駐開銀樓、百貨店，被稱為小上海商圈。
我的老闆薛頌留先生就是第一批隨國民政府遷臺的上海幫生意人。他們原本在上海開設布匹印染工廠，上海淪陷之前，當機立斷結束事業，扶老攜幼，全家十來口渡海到臺北。變賣攜帶的大量黃金後，買下了重慶南路一段66號的三層樓房，並登記「國華書店」為事業基地，由薛頌留當董事長，弟弟薛瑜擔任經理。
在百廢待興的光復時期，聚集知識與教育核心的書街，洋溢著臺灣知識分子受到啟蒙的求知光輝。我有幸躬逢其盛，可以說大半生與書街共生、共榮。
1950到1980年代是重慶南路書街的全盛時期，我當學徒的國華書店，在1956年，因業務擴大，更名為「大中國圖書公司」，以出版、銷售綜合圖書為主，成為戰後書街的一哥。取名這個名字，多少象徵了當時投機商人的意識型態。
記得那時書店裡最暢銷的書，是臺大黃大受教授的《世界史大綱》、《中國史大綱》、《中國通史》等。另有《大學入學指導》，當年大學的錄取率大約只有百分之一、二，這本書是年年考生的必備手冊，可見其熱銷的情況。為了節省成本，除了特別的技術性書籍，皆為三十二開本，紙張都是未漂白的再生紙。
早年經營出版業或開書店算「文化事業」，營業登記的申請與審核條件雖然並不嚴苛，但一般人都覺得這是「讀書人」的事業，或許也因儒家評論士、農、工、商的關係，大家對「士」有一種莫名的崇敬，難免敬而遠之。二戰後，臺灣人剛剛脫離殖民身分，當時百業蕭條、民生凋敝，生活求溫飽都難，根本談不上文化建設。直到國府接收臺灣，隨之而來的上海商賈進駐了最靠近政治中心(總統府)的重慶南路，獨占了日本人遺留的、少有人知道的「金礦」營生。
隨著臺灣政局、經濟逐漸穩定，社會大眾渴求知識的極端反應，讓政府放寬了出版業的法規限制。出版社如雨後春筍的成軍，出版業從很保守、封閉到突然大躍進，很多書店的資深夥計離職自設門戶，分食這塊大餅。
本文節錄：【書街舊事：從府前街、本町通到重慶南路】一書
《書街舊事：從府前街、本町通到重慶南路》/ 時報出版
作者：黃開禮
出版社：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