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世紀的流行病學使我們更加明白，人的壽命有限；到達某個年紀後，世上最顯赫的財富也無法讓你活久一點。不過，窮人真的比較早死。在美國，社經地位（收入、教育程度、職業、能否獲得醫療資源）公認是壽命差異的主因，而非第三世界國家常見的營養不良或感染。
有些人認為是社會的錯：醫療保健資源不均、危害健康的鄰里環境、營養差、學校爛、失業率高；也有人責怪受害人輟學、行為不檢、染上壞習慣、沒好好照顧自己。儘管目前流行的個人健康概念，很可能被拿來責備受害者，但第七章已經證明，健康相關的行為絕不能因為怕冒犯到某些族群而敷衍了事。
但是，正如《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前任編輯瑪西亞‧安卓（Marcia Angell）所言：「雖說社經地位有其重要性，沒人真的知道它怎麼運作。也許它是決定健康的因素裡面最費解的。」
發現一：教育程度影響生活方式是否健康
哈佛成人發展研究最有力的一點便在於它剖析健康和社會地位之間難以言宣的關聯。哈佛與內城區群組被拿來對照，主要是根據幾個混淆因素：性別、人種、地理環境、無不良犯行，都出生於1920~1930年。但這兩個群組在社會階級與智力（至少根據標準智力測驗）方面，判若雲泥，因為內城區受試者包括了行為不檢、分數較低的青少年族群。如圖10.1所示，與哈佛男性相較，內城區男性失去行動能力要早十年，也少活10歲。內城區男性平均活到70，哈佛男性則是79歲。
說到與自我照顧無關的疾病，兩組樣本的發病率頗為相似，意即癌症（除了肺癌）、關節炎、心臟病，以及腦部疾病；但內城區樣本罹患肺癌、肺氣腫、肝硬化的機率是哈佛樣本的兩倍，而第二型糖尿病則達三倍之多。內城區樣本也有三倍機率過胖。但在大學畢業的內城區男性身上看不到上述差異。
內城區男性的教育程度普遍遠低於哈佛畢業生，生活方式也很不健康。但內城區男子的教育程度愈高，他戒菸、維持體重、謹慎喝酒的比例愈高。格蘭特研究的男性沒念研究所的平均死亡年齡，和有大學學歷的內城區男性一樣是79歲，前提是排除死於二次大戰的人數。
發現二：學歷與收入和職場升遷有顯著相關
所以我們不得不問：除了社會階級與智力，教育真的跟幸福晚年有關嗎？大學畢業的內城區男性比起沒念大學的同儕，並非比較聰明，同樣身處社會弱勢，所以這兩項因素無法解釋九年的壽命差異。我們仔細評估過有大學學歷的內城區男性的智商，平均比哈佛樣本低30分，讀的大學也比較差。身高方面，他們整整矮了2.5公分，代表小時候營養較差，而且沒有一個人出身上流社會或中上階級，而三分之二的哈佛受試者來自中上階層或更好的家庭。到了中年，內城區男性躋身上層階級僅達哈佛群組的半數，賺的錢也少一半。這麼說來，只要內城區男性有大學學歷，智力、社會地位，甚至財富不再能解釋這九年的壽命差異。光是同等的教育程度便足以讓他們同樣健康。
受過訓練的醫學社會學家對這種說法一定嗤之以鼻。麥可‧馬默特爵士（Michael Marmot）所做的白廳研究（Whitehall Studies）不就證明了社會階級是英國早死的主因之一，假如不是唯一的原因？薪級愈高的公務員，健康情況愈好，不是嗎？是的。但是馬默特早期的白廳研究並未控制教育程度或酗酒兩項因素。我們針對內城區男性的研究顯示，學歷與收入和職場升遷有顯著相關，而酗酒對收入和升遷有不良影響。意即薪級每往上調一層，教育程度和非酗酒者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有可能是由於這兩個因素，而非工作本身或薪級，帶動身體健康。這是另一個「我們所做的選擇似乎影響到壽命」的例子。
發現三：善於規劃的人格特質有助於長壽
大部分社會科學研究，包括馬默特的早期研究，都只控制受試者回報的飲酒量，而我這些年想盡辦法證明，主觀回報和酒精濫用的客觀事實幾乎不太相關。但我們的兩組樣本皆顯示，一旦控制了酒精濫用因素（它造成升遷不易），職業層級愈高，不一定愈健康。酗酒對生涯發展和健康同樣不好。
現在要問的是：如果教育對「照顧自己」（以及更高的職位）有這麼大的影響，又是什麼因素影響一個人的就學意願？一般來說，凝聚力高的社區樂於對家庭和學校體制投注心力，面對性別議題和種族的氣氛也較寬容，受高等教育的人最多。對未來不抱希望的人不會積極求學，因此責任不在孩子身上，社區有責任給孩子希望。
話雖如此，求學也反映了一個人是否有恆毅力、善於規劃的人格特質，而心理學教授傅立曼與瑪汀（Friedman and Martin）亦證實這兩項特質有助於長壽。繼這些發現之後，大衛‧包柏（David Baber）與其同事最近發表了一篇論文，指出不單是教育有助於降低死亡率，具有他們稱為「流利閱讀健康資訊」的能力也一樣重要，亦即看得懂藥瓶上的說明、善用預防性醫療等等。
本文節錄：《幸福老年的祕密：哈佛大學格蘭特終生研究》一書 (作者: 喬治‧威朗特 / 張老師文化出版)
幸福老年的祕密：哈佛大學格蘭特終生研究（張老師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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