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一部名為《中央車站 Central Station》（1998）的巴西電影意外席捲全球。在國際影壇，這可不是一件尋常事。自1964年巴西政變致使許多左派導演、藝術家流亡之後，巴西電影界宛如一灘死水，廉價的B級電影、情色片以及政令宣導片充斥市場。直到八〇年代末期走向民主化之後，情況終於開始有了一些轉變。
導演華特．薩勒斯（Walter Salles）便是在巴西脫離軍政府統治之後初出茅廬，在執導了幾部紀錄片作品之後，他漸漸萌生以劇情片傳遞意念的想法。九〇年代初期，由於巴西實施經濟改革，致使上百萬人決定移民。在通訊不發達的年代，人口大規模移動的後果，也使得家家戶戶都有了失聯的親人，這成了他發展《中央車站》情節的靈感。
在劇中，費爾蘭德．蒙特納哥（Fernanda Montenegro）飾演退休老師朵拉，她的工作是在車站為不識字的客戶撰寫書信。她的服務內容除了幫忙寫字，還包括協助寄送。但憤世忌俗的朵拉其實偷偷將大多數的信囤積在抽屜之中，壓根沒打算寄出，她只打算靠這份工作牟利，並且以取笑眾生為樂。
小男孩約書亞起先是隨著母親來拜託朵拉寫信，母親希望能將信送交給定居鄉間的丈夫，期待能早日舉家團圓。怎料後來一場車禍意外改變了一切，可憐的約書亞只能一人流落車站。朵拉表面上打算伸出援手，但其實意在將之送去給人口販機構牟利。後來經歷一番轉折，朵拉帶著同情與無奈，隨小男孩踏上長程的公路之旅，助他能與父親相聚。雖然觀眾很快就會發現，如同多數以旅程作為故事主線的作品一樣，重點向來在於過程而非結果。
《中央車站》帶出來的議題是顯而易見的，包括當時巴西的貧窮問題、人口販賣、教育水平落差與城鄉發展差距等。有別於早期巴西電影工作者只能報喜不能報憂的時代，本片的突破之一，在於讓世界看見了巴西的真實境況。然而，一部優秀的作品不能單單承載議題，也必須動之以情，才能喚起世人共鳴。
許多評論者總是將主軸放在男孩約書亞的尋父之旅，但筆者以為本片最令人動容的，反而是朵拉在這趟旅程之中的轉變。從對少年處境的無視，到深入匪窟救人，一直到旅程中與貨車司機的相遇。與其說這是一部關於尋父的電影，不如說這是一個關於尋找善與愛與信仰的電影。
費爾蘭德．蒙特納哥的精湛詮釋厥功至偉，為電影定了錨，表演方式有點類似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繆思茱麗葉塔．瑪西納（Giulietta Masina），表情靈活自如，即便行為可憎，卻怎麼樣都讓人不捨得厭惡她。
據說在劇本創作階段，編導就已經以蒙特納哥為角色雛形進行創作。小男孩的角色則不然，飾演約書亞的維尼修斯．代．奧利維拉（Vinícius de Oliveira）是從海選中挑出。說來也巧，他是導演華特．薩勒斯在里約熱內盧的機場巧遇到的，當時年僅11歲的奧利維拉是一名擦鞋童，在參與本片演出之前，甚至沒有去過電影院，對表演也一竅不通。但這剛好正是薩勒斯所要的特質。
薩勒斯所要的，就是那種樸實與純真，有別於飾演朵拉的蒙特納哥更為專業、鑿斧痕跡更深的演出，他試圖透過奧利維拉的「素」去反襯。隨著劇情的推演，奧利維拉也確實慢慢消弭了蒙特納哥的世故，使之返璞歸真，甚至憶起塵封於心中已久的童年往事。
方才提到故事也關於對信仰的探求，其中一個線索，或許在於約書亞所尋找的父親好巧不巧就叫「耶穌」（Jesus）。只見朵拉一再嚷嚷，說這個父親肯定是一個不負責任還會打老婆的酒鬼，似乎像是在否定主仍然眷顧自己、眷顧這片土地。但隨著情節的發展，朵拉的經歷始終與宗教性的感召有關（包括盛大的教會活動等），直到旅程尾聲才終於明白他們苦尋不著的「耶穌」原來身在何方。說是尋父之旅，朝聖之旅或許更為貼切。
如此解讀，並不意味著我認為《中央車站》是一部宗教電影，反而它更是關於人，一部彰顯人性的善與惡的傑作。許多經典之作固然好看，但未必耐看，《中央車站》無疑是耐看的典型。在當時的奧斯卡獎，費爾蘭德．蒙特納哥破天荒地成為首位提名影后的巴西演員，作品也順利代表巴西入圍最佳外語片獎（現更名為最佳國際影片），雖然無緣奪獎，但已經為巴西電影敲開了走向國際的大門，為《無法無天 City of God》（2002）等後起傑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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