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有機會代表團隊前往南非開普敦，參加國際高齡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n Ageing, IFA）雙年研討會，並與新港陳錦煌醫師，以及中正大學法律系施慧玲教授，共同發表有關台灣新港社會處方模式研究：Integrating Conceptual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s for Practice-Based Evidence: A Case Synthesis of the Xingang Social Prescribing Model in Taiwan。會中我也參與了兩場論壇。雖然論壇主題並非直接聚焦社會處方，但在近期重新整理當時的筆記與相關資料時，我最大的感受，並不只是看見國際間促進高齡健康的創新做法，以及各國所面臨的高齡議題挑戰，更進一步反思：台灣社會處方的發展，或許已走到一個值得思考下一步方向的時刻。
人口高齡化帶來的挑戰，早已不只是醫療照護問題，而是整體社會如何回應功能維持、社會參與、長期照護與尊嚴自主的制度性考驗。從世衛「健康老化十年」全球倡議，到國際間對照護經濟及高齡就業的討論，可以發現世界正在思考的，已不只是如何照顧長者，而是如何建立一套可持續、可擴散，也可衡量的支持系統。健康老化的重點，不只是延長壽命，而是支持長者維持生活自主，並在需要時獲得符合其需求與偏好的協助。這也意味著，照護不能長期只依賴家庭個別承擔，而需要逐步發展成能與正式制度銜接的支持體系。
若將這樣的國際脈絡放回台灣，社會處方正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方向。近年來，台灣已有不少醫療院所、社區組織、文化機構及地方實踐者投入社會處方發展，並從不同專業與在地需求出發，形成各具特色的實踐模式。有些從藝術、文化參與及非正式學習切入，有些聚焦高齡照護與非藥物介入，也有些從都市治理、居住模式著手，另一些則結合地方創生、社區共學與互助支持。這些多元實踐顯示，社會處方在台灣已不再只是引進國外概念，而是逐漸長出在地樣貌。
不過，也正因為如此，台灣社會處方或許已經走到下一個階段。現在需要的，未必只是更多案例，而是更清楚的共同定義與發展路線。多元本身當然可貴，但若缺乏基本共識與共同語言，也可能逐漸造成概念失焦。當任何活動、方案或社區課程都可以被稱為社會處方時，這個概念本身的辨識力就可能變得模糊。再加上不同領域之間往往使用不同語言，也容易使轉介合作、跨域溝通與經驗累積變得困難。許多好的實踐因此停留在動人的故事，卻較難形成共同證據，進一步支撐制度與政策的發展。
因此，我認為，現階段台灣社會處方面對的，可能不只是推廣問題，而是逐步走向治理問題。從倡議走向治理，並非要把原本多元而有創意的實踐收編成行政模式，而是希望逐步建立一套共識框架。這個框架不必過度僵化，卻應能幫助我們釐清：什麼是台灣脈絡下的社會處方？它的核心目的為何？是否包含需求辨識、連結轉介、資源媒合與基本評估等重要元素？又該如何讓不同部門之間形成較清楚的分工與合作？甚至在未來，是否運用人工智慧，以及如何妥善應用，也將成為值得討論的一環。
或許台灣下一步需要的是建立共同語言與發展路徑，讓社會處方從分散實驗，走向更具公共性與制度支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