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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本事|費里尼電影的魅力何在?(下)

致敬費里尼百年_卡比莉亞之夜

《卡比莉亞之夜》(La strada, 1954)(圖片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在《大路》片中,因為家中經濟困頓,潔索米娜的家人將她賣給在巡迴賣藝的大力士藏巴諾。傻氣的潔索米娜亦步亦趨地跟著他走遍鄉野,她試著從藏巴諾身上找到一點人性與愛的痕跡,只希望自己獲得片刻的暖和,但顯然束手無策。飾演潔索米娜的是費里尼之妻茱麗葉塔.瑪西娜(Giulietta Masina),她略顯刻意的表演方式有些類似卓别林(Charlie Chaplin),淘氣可人,緊抓住了觀眾的心。在觀影過程中,任何人都會深怕她的真情換不得藏巴諾的心。

那時候還沒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之說,許多義大利婦女在電影當中看見了潔索米娜的處境,回想起自己所面臨的家庭暴力,頓時找到了心靈的慰藉,寫信向費里尼致謝。然而,這部電影的影響顯然不止在義大利,它獲得了普世性的成功。畢竟只要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存在,便存在強與弱、付出多寡之分,有些人從潔索米娜身上找到自己,也有人從藏巴諾身上看見自己。

筆者私心最愛的則是《卡比莉亞之夜》,該作同樣由茱麗葉塔主演,她在劇中飾演阻街女郎卡比莉亞。這個角色的設定與潔索米娜看似截然不同,卻殊途同歸,卡比莉亞看來性格堅強而豪邁,但實情是,她每遇到一個男性,就相信對方是「真命天子」。在電影之初,她就被一個男人推進河裡,她以為對方是真心對她,殊不知那人只是覬覦她的錢包。

性工作者難道就沒有理由得到愛嗎?戰後的義大利滿目瘡痍,許多人民生活在赤貧之中,像卡比莉亞這樣的人滿街都是。費里尼選擇了這個題材,意在反映義大利現狀,也提供了另外一個觀點,讓我們認識那些我們從來不願正眼以待的邊緣人。我們都知道卡比莉亞以賣淫為生,但費里尼的魔力,使得我們看見她的可愛,她對生命的熱情。這也使得片末一個男人出現時,你會感受到電影院裡面前所未有的氛圍:我們好希望她得到愛。雖然我們都明白,一個偉大的創作者時常是殘酷的。

在此之後,費里尼的創作風格丕變。他徹底揚棄了寫實主義,拍攝了《生活的甜蜜 La Dolce Vita》(1960)。故事以義大利的經濟奇蹟作為背景,描述了專拍名人八卦的記者馬切洛漸漸迷失於俗世的過程。幾乎每一天都有著新鮮事等著馬切羅,他得以附庸風雅,參與名流主持的派對,也能與豔星獲得共度春宵的特權。但這些物質生活的體驗,卻使之在精神上逐漸感到空虛與匱乏。

《生活的甜蜜》(La dolce vita, 1960)(圖片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另外補充道,《生活的甜蜜》雖然篇幅長達三小時,在市場上卻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但這並不是因為大家對藝術片的接受度真的這麼高,而是當時在義大利,保守的天主教教會視之為「道德敗壞之作」,出手抵制這部電影,卻反而讓家家戶戶都想一睹這部電影「敗壞到什麼程度」,為這部電影做足了免費宣傳。該作品另一個驚人的影響,是催生了「狗仔隊(paparazzi)」這個單字,衍生自片中馬切洛的同事「paparazzo」。

我尤其喜歡美國知名影評人羅傑.艾伯特(Roger Ebert)對這部電影的註解,他曾說自己在六〇年代即青少年時期時,《生活的甜蜜》代表了他夢寐以求的一切:罪惡、歐式的異國情調云云,他將馬切洛視為他的榜樣。但等到八〇年代時,他與馬切洛同齡,已經體驗著與他相同的生活時,他卻恍然大悟地感受,原來馬切洛不是一個模範,而是一個受害者。

「到了1991年,當我在科羅拉多大學逐個鏡頭分析這部電影時,馬切洛顯得更年輕了,我曾欣賞過他,然後批評過他,現在我卻同情他,愛他。而當我在馬斯楚安尼過世後再看這部電影時,我意識到費里尼和馬切洛把一瞬間變成了不朽。也許沒有所謂『甜蜜的生活』。但有自己去尋找的必要。」羅傑.艾伯特如是說。

《舞國》(Ginger _ Fred, 1986)(圖片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羅傑.艾伯特的評論體驗了經典的意義,一部偉大的電影會在你不同生命階段時觀賞時帶給你不同的感受。費里尼的電影之所以不朽,正在於他將獨到的生命觀以潑墨的形式灑在銀幕上,令觀者自行去分析、解讀與感受。他從不提供觀眾標準答案,或許就是為了讓觀眾從中去看見自己,而不只是理解他怎麼想。

費里尼佳作如雲,礙於篇幅無法細表太多。在此由衷推薦讀者,請不帶任何預期心理,進戲院體驗費里尼的電影魔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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